塘沽近代教育的先驱：谢黻章

编者语：
    自2005年12月以来，塘沽区教育局就开始进行塘沽教育史资料的相关征集活动，旨在给后人提供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并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为教育事业做贡献。各界人士或撰写回忆文章，或告知相关线索，或赠送文献材料……许多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被一一发掘出来。
    时值第2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一起来追忆在塘沽近代教育史上做出突出贡献的一名先驱者——谢黻章。

    当时的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均对他有崇高的评价。
    萧振瀛：梓桑遗爱；齐燮元：楷模乡里；
    张伯苓：仪型永在；张荫梧：道范犹存。
    在他谢世周年的祭堂中，挂满了追慕者的题辞及诗联，其中冯玉祥、孙科、宋哲元、
张自忠等署名赫然在目。然而，他并不是什么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他是——

塘沽近代教育的先驱——谢黻章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塘沽区第一所新式学堂于新城诞生。它的出现，固然是西方先进文化影响的必然结果，但谢黻章不遗余力“弃举业而兴学校，时雨春风”，终使“人文蔚起”，其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

生平

    谢黻章生于同治元年，家有兄弟五人，行末。未满周岁父亡，由母及兄长兄长扶养长大，生性慷慨，为人忠厚，在乡民中颇有威望，享年七十三岁。
    谢家祖籍浙江绍兴，明初徒居津邑新城（今塘沽区新城），书香门第，世代业儒。晚近数代遭逢战乱，为家国计，转为文武兼习。谢黻章之大伯谢锟，曾以军功累官至碣石总镇、澎湖总镇、厦门提督。而到了谢黻章这一代，又以习性所近，专心读书，倡兴 “诗书为业，忠厚传家”。谢黻章生于同治元年（1862），家有兄弟五人，他最年幼。未满周岁父亲故去，由母亲及兄长抚育成人，从小孝顺母亲，恭敬兄长，事不分大小，不得母亲及兄长的允准决不任意而行；日常生活崇高节俭，粗茶淡饭已很知足，生性却慷慨豪爽，遇人急难便倾囊相助；为人忠厚雍和，私下从不议人之短，发人隐私。乡居时，肯于为人排解纠纷，以其人品的威名、诚恳与耐心，无不迎刃而解。天长日久，在乡民中渐生威望，每有纷争，谢黻章一至便立即化除。曾有年轻人对长者不尊，与长者不睦，谢 “正色以教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年轻人心悦诚服。
    光绪二十六年，谢黻章任村正，爱民如子，他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设不爱民，不啻不爱国矣。”其间为乡里奔波，不辞艰辛，深受众望。
    光绪三十三年，受曹锟之邀，谢黻章随北洋新军第三镇赴东北长春，为曹锟经办公文函牍。几年后返乡，复任村长达20年。值国家多事，时世艰难，谢舍身为公，极受村民拥戴。
    民国十九年，谢年近古稀，积劳成疾，儿辈环请，遂赴北平休养。晚年每见国事日非，心常不怿，未过五年，寿终于北平寓中，享年七十三岁。

肝胆
    从来成名立业之人，必非萎靡不振者。欲担宇宙事业，不当有通往之气象乎？                    
——谢黻章《勇论》

    谢公急公好义，遇关乎公众利益之事，必勇往直前，奋不顾身，我们从他的著述《勇论》中，便可窥见他这勇气的来源。他说：“从来成名立业之人，必非萎靡不振者。欲担宇宙事业，不当有通往之气象乎？”
    庚子之乱，八国联军入侵，谢公适任村正兼充保甲局长。见国土沦丧，山河破碎，他忧心如焚，作《雪园耻论》曰：“我国之疆土，鑫为外国所侵矣；我国之权利，尽为外国所夺矣。既毁我城郭，又虐我人民，我中国之人，贱如奴隶，下等马牛，何其耻也。不早有以雪之，适至瓜分，即成亡国之奴矣。我国四万万之人民，尚其猛省也可。”不久联军入天津，官吏纷纷逃避，土匪蜂拥而起。时局动荡，民心不安，地方秩序几乎无法维护。谢公挺身而出，以一身支撑其间，外抗强敌，内保乡里，艰辛备尝，数濒危难。他的凛然正气，英勇果敢，使乡人很受感动，大家赠他功德碑四面，书曰“平矜释躁”、“排解纠纷”、“艰辛不避”、“功德殊深”。那时的四邻各村，也深得谢公的庇护之益，公推他为 “庄首”，并赠匾额三方，分别为“一方保障”、“德被乡闾”、“捍卫民生”。
    从东北返回家乡后，谢公年事已高，本应闲度余生，不再操劳，然而乡人恳请，盛情难却，只得复任村长职务。处多事之秋，履艰辛职责，仍刚毅以赴，毫无畏缩。

学识

    谢黻章很早就考中了秀才，博览群书，知识广博。他提倡新学，对教学的形式、内容、方法以及师生关系的理解，均有真知灼见，非同代人可及。
    谢黻章从小即胸怀大志，且资质聪慧，很早就考中了秀才。他读书彻夜不眠，博览群书，知识广博。他不泥古，知变通，新学旧艺，各有专长，对各类文体，如诗、如论、如联，无不各臻妙境。至于公文函牍，更显示至情至理，随曹锟新军开发东北时，凡上行公文经典手拟者，无不立邀批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面临庚子之乱国力颓败，他主张以改良教育为救国之本，并身体力行，主教乡里，“一时风气丕变，人才辈出。”他倡导新学，执鞭任教，诲人不倦，教导有方。他对陈腐的私塾深恶有恶痛绝，曾以一篇《私塾论》历数其恶：“甚矣！私塾之弊大矣哉。专在背诵，不求讲解，往往读书多年，问一字而不知也，求一知而不能也。既不普通，又不变化，一任挞跪，丧学生之廉耻，阻学生之聪明，种种不合法之教导，真有不堪发指者。从此久不改良，误人子弟，洵不浅矣。吁！可畏也。”
    谢公之倡导新学，不知空泛的口号。他对教学的形式、内容、方法以及师生关系的理解，均有真知灼见，非同代人可及。例如，他认为学校的功能应为“养学生之天机，助学生之人力”，与今日提倡的“教学不止于传授知识，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何等相近！再如他对老师职责的理解：“但知有教而不知有育，是究非良师也”，与今日“教书育人”的教育思想又何其相似！此外，他针对私塾“戒游荡，戒嬉戏”、“游戏非学生之所宜的旧观点给予反驳”，他说：“学校中之游戏，本非一端，然皆体育之事也，或跃竿，或跳远，或筐球，或跳绳，此中俱有规则在焉，听教师之指挥，则无不有益于身心也。”从中似乎可寻见“德智体全。
    当然，如果说谢黻章早在一百年前就已形成先进而系统的教育思想及理论，无疑是缺乏依据也不切实际的，但他对旧塾师的批判，对教学的倡导与实践我们称他为塘沽近代教育的先驱，应该是恰如其分的。他的学生说：“尝忆恭聆先生讲一长课文，讲毕，窗友较慧者，不待读即能背诵，不有先生循循善诱，曷克臻此。且先生教人以诚，化人以德，凡受先生之陶冶者，入社会后，莫不勤恳踏实清廉公正。吾辈入社会已多年，至今犹不忘先生之教训，亦已见先生化人之深矣。”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当谢公辞世之后，他的“门人”二十余众联合发启征文的活动，一时响应者甚众，收到社会各界人士题作百余幅师道尊严该是何等令人艳羡了。

作者后记：
    谢黻章确是一位令人敬仰的乡贤，处世为人有口皆碑，倡导新学身体力行，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相关的方志却无记述，应该说是个不大不小的遗憾，其中的缘由大约与地域划分的变迁有关。
谢先生的平生作为主要在新城。长期以来，新城均为隶属葛沽镇的乡村，即使在解放以后，也是跟随葛沽一起，由南郊区划入塘沽区，与葛沽存在着深厚的历史渊源。1958年 8月，区域划分再次变更，以马厂减河为界两区分治，新城留在塘沽区，而葛沽却复归南郊（津南）区。也正是由于这次划分变更，使上世纪80——90年代编纂地方志时，关于新城的资料由葛沽析出，而葛沽析出的新城方面资料塘沽又未曾全面掌握。于是，对谢先生的记述既未见于《葛沽镇志》、《津南区志》，也未能见于《塘沽区志》。
    笔者去年参与编纂《新城镇志》得葛沽志办帮助，才使谢黻章得以入志。资料由咸水沽一位书法家珍存，倍加爱惜。今年笔者参与塘沽教育发展史的编写，觉得谢先生对新学的贡献不该湮没，于是借手头资料，敷衍成篇，只是资料有限，记述难以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