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天津与滨海的前世今生

滨海新区规划图的一角

阳光从云层中透过来，冲刷着滨海新区的街道，这个城市正在醒来

　　对手正在奔跑，天津已经醒来。
　　一座城市的命运因滨海新区的开发正在发生改变。
　　1985年，周立群背上行囊从青岛来天津求学，放眼望去，狭窄的街道，老旧的建筑，泥泞的土地，他问自己，这就是历史书上的金融中心？
　　1997年，从上海学成回天津的周智波被招聘进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从市区坐长途车到滨海新区，几栋低矮的楼房，周围零星的建筑，窗外能看到远处野生的芦苇疯长。
　　2002年，还在念研究生的崔歌帆和同伴一起来找滨海新区实习的同学。在饭馆吃过饭，晚上8点，街道上已经渺无人烟，她们吓得不敢从原路等公车返回，找了辆出租车飞奔回市区。
　　2009年11月底，滨海新区内的一家经济型酒店内，外来打工的小张对前来住店的旅客表示抱歉，没有空房间了，她说。除了周末，这里入住率达到了百分之百。而附近的另一家经济型酒店情况相同。
　　一辆的士停在酒店前，女司机竟然开口就能说出外地人口和本地人口的比例。“天天广播里都在说这事。就这几年吧，天津变化特别大。”
　　机会来了
　　说起天津的变化，不得不提及海河。海河被誉为天津的母亲河，守护天津过百年。“过去沿岸保留了很多殖民地风情建筑，但解放初期什么样，后来也就什么样，一直到2003年才有大的变化。”天津社科院经济社会预测研究所所长卢卫说。
　　现在，“不像样”的建筑被拆掉了，沿线欧式建筑得到修整。海河沿岸的和平街上，有70多家“洋行”林立，那是天津殖民地时期北方金融中心的见证。晚上灯光一亮，走在海河沿岸，看着欧式建筑，在崔歌帆看来是最美的景观。
　　现在供职滨海新区天津摩托罗拉公司的她前不久开车经过，恍惚间就迷了路，“这两年变得太快，不知道一座新桥什么时候冒了出来。”
　　海河往东，就连接着天津的滨海新区。那是一片在盐碱地上发展起来的经济开发区。
　　2009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滨海新区行政体制改革方案，撤销天津下属的塘沽、汉沽、大港三个行政区，成立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区。由于滨海新区一级政府的建立，滨海新区的发展将有更大的自主空间和改革力度。
　　由此而来的是使命和憧憬，它被赋予“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的重任。天津在她600岁的高龄中，迎来了北方经济中心、国际港口城市、生态城市的定位。
　　离首都北京100多公里，北方最大的海港、优良的空港，从近代以来形成的工业基础，曾经的金融中心，1980年代最早引入外资的试验田之一。这样的条件听起来实在不赖，天津应该延续中国近代史上的辉煌。
　　事实上，改革开放后，1984年，天津被国家确定为首批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其优势地位明显。1985年来天津的周立群现任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长期研究环渤海湾区域经济。他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天津在环渤海五省市(北京、天津、山东、河北、辽宁)中的经济比重第一，仍是名副其实的北方经济中心。
　　但几十年过去，天津的经济地位逐步下滑。好比一场赛跑，天津在起跑领先的情况下落后，而周围对手跑得越来越快，天津被一步步甩在了后面。
　　“天津比相同城市发展晚了一步，天津的地铁建设甚至不如重庆。天津经济增长方式还比较单一，和北京、上海服务产业占优势的经济结构相比，工业产值比重过高。”天津社科院经济社会预测研究所所长卢卫剖析说。
　　不过，接受《中国周刊》采访的专家学者一致认同，天津从2005年以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标志性事件即温家宝总理率领15部委负责人来天津考察。
　　这彰显了上级政府对天津发展的重视，天津的发展进入了国家决策者的视野。
　　随后，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发展被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并在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中出现。温家宝在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要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
　　改变天津命运的机会到了。
　　辉煌与没落
　　起重机、搅拌机、身着制服的工人，在天津的街头，随时可以找到正在施工的工地。在很多人看来，天津整个就是一个大工地。
　　其实，上世纪七十年代，天津依然走在全国城市建设的前列，卢卫认为，虽然当时上海经济总量比天津多，但天津仍然是北方的经济中心，上海在城市建设方面根本没法跟天津比。
　　建国后，天津作为工业基础雄厚的大城市支援了其他城市的发展。但“天津得不到更多的关怀”，好比五十年代苏联援建中国一百多个工业项目中，西北、东北、华北的很多城市都分得一杯羹。而天津，典型的生产型城市，由于近代以来的工业基础雄厚，被排除在这一援建计划之外。
　　雪上加霜的是，历经1976年唐山大地震等两次地震，天津城市面貌破坏比较严重，随后天津就进入了十年抗震重建时期。
　　在天津战战兢兢地走出地震阴影恢复元气时，1978年中国历史上改革开放的大潮开闸，深圳特区走在了前头。1990年代上海浦东新区的开放又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焦点。举全国之力发展经济特区，新事新办、特事特办，在政策优惠中，热钱、人才总想到这些地方去淘金。国门打开，老工业城市天津感到了竞争的压力。大量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倒下，全国知名品牌最多的天津首当其中受到了冲击。
　　“自身优势被掏空，后续补给跟不上”，卢卫说，天津的步伐被无声地超越了。
　　而且，“相对于南方，天津的风格有些不同，”一个不愿具名的专家说，“离北京近，压力大，希望在平衡中得到发展。比如得知国家要发展芯片产业，上海就会以强者的姿态竞争，先把高校捆绑一起研究，给企业搭建平台，跟国家说我已经有科研力量、产业基础，不给我就是不公平。而天津则会说，我什么项目都没分到，不给我不公平。”
　　这似乎不像近代中国史上大名鼎鼎的天津。追往昔，1860年，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虽然比上海晚开埠17年，但很快成为当时中国北方开放的前沿和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策源地。
　　天津开埠17年后，李鸿章在此筹建了开平矿务局等颇具名气的洋务企业。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远购海外。
　　这里孕育着近代中国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梦想。
　　在这样的梦想里，第一批国产自动电话机、第一条采用标准轨距的铁路、第一座国家造币厂、第一所大学等中国近代史上100个第一都在天津诞生。
　　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贸易中心、经济中心以及工业基地随海风镌刻在天津的历史上。马球、赛马等贵族才能享受的生活方式解放前这里就流行了。
　　不过，“天津怎么就变得不如别的一线城市了？”在天津出生长大的崔歌帆放下历史书感到十分郁闷。她记得大学同学，从北京来天津念书的伙伴出门对着街道撇嘴，“你们的街道真窄。”崔歌帆很不高兴。直到后来工作迈出天津的大门，去到北京等地，她才发觉天津的街道确实不宽。大学毕业时，宿舍里除了她之外，五个外地同学没有一个留在天津。
　　比崔歌帆早五年毕业的周智波从上海返回天津就业时，他的同学中，只有一个来到了天津。
　　周立群讲了这样一个笑话，之前不能想象北大、清华的博士生来天津高校工作，“有一个报名，还要怀疑那个人是傻子”。不过近两三年，这样的“傻子”不断出现。
　　有这样一个参考数据，当年当地大学生就业人数和当地毕业大学生人数的比例，这显示了当地集聚人才的能力。天津前年这个数据是16%，但广州、深圳、上海的数据都超过100%。直到去年，天津的这一比例才上升到30%。周立群判断，今后几年，天津对人才的吸引力会持续升温。这一比例会继续走高。
　　“这两年，真正让人感觉到天津是一个有希望的城市，这种感觉真好。”同样是天津人的卢卫这样对《中国周刊》感叹。
　　天津命运和滨海新区紧密连在一起
　　不得不改
　　天津的命运最终和滨海新区紧紧连在了一起。
　　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多次指出，滨海新区好，天津就好；滨海新区快，天津就快。
　　但从1994年滨海新区管委会成立至今，它的发展并不如预期的快，对环渤海地区的带动作用也“不是太大”。“他是弱爸爸，有强儿子，各种关系不顺，发展起来不顺手”，业界人士透露。
　　“弱爸爸”是指滨海新区，“强儿子”是先他成立的各种功能区。以先他十年成立的天津经济开发区为例，世界500强中有超过70家企业在这里落地。更值得一提的是，开发区管委会在土地、规划、建设、项目审批等方面具有市一级权限。
　　客观评价，在过去一阶段，这样的父子关系对各自的发展曾有所帮助。站在组装手机的车间窗口前，记者看到一个个身穿蓝色防静电服的工人埋头工作。这里生产的摩托罗拉手机除了供应中国市场还被送往美洲、非洲、中东。
　　崔歌帆说，摩托罗拉天津电子公司在天津已经居住了17年，其间最大的感受就是和政府关系理得顺。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和摩托罗拉公司高层定期会见沟通，直接见到市里分管各部的一把手，有时现场办公，效率很高。
　　不过，随着滨海新区的进一步扩张和发展，这样类似的父子关系给滨海新区的发展带来困扰。尤其是滨海新区纳入国家整体发展布局，就需要整体规划、资源调配、统一管理。而原来的新区里共有七个公安分局、五个工商局、六个国税局和五个地税局、六个法院机构、五个检察院机构也显得繁冗。运行成本高、行政效率低等问题日益凸显。
　　比如，去年达沃斯夏季论坛在天津滨海新区举办时，新区内有的区就拒绝挂达沃斯的统一标志旗。当滨海新区把较大面积绿化带划分到某个区时，区域会以不能产生效益为由推辞。
　　行政体制不顺阻碍了经济发展，非改革不可的呼声日渐高涨。
　　天津市人大代表魏玲曾经连续三年递交建议，呼吁尽快研究滨海新区的行政区划问题。此外，在各种民间和官方召开的会议上，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争论满场飞。过去，周立群回忆，开滨海新区的研讨会时主持人一定会提前强调一点，今天我们不讨论体制问题。“这是没有结果的讨论，一开始就停不下来，大家情绪还很激动。”
　　周说，体制最敏感的问题在于不确定滨海新区行政体制改革之后的地位，“有人担心会成为中国滨海市。”
　　不过，行政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共识，在一次天津政府官员举办高层智囊讨论会前，外地请来参与的几个“泰山”级别的专家在一起吃饭，互相打听将要发表的观点。可专家们谁都不愿先开口，于是有人提议把想说的内容写下来。三人掏出名片，在背面写下几个字。凑上去一看便哈哈大笑，每张名片背面都写着两个字“体制”。
　　待跨的门槛
　　滨海新区行政体制改革方案的通过，为滨海乃至天津的发展添了一把火。但是天津并不能因此高枕无忧。
　　人才和产业结构调整是天津必须迈过的两道门槛。
　　周立群说，天津不缺乏专业的工程、技术、医疗人才，“来自同济大学、南开大学的高材生多得是”。但现在的难题是，天津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前所未遇，当大规模城市建设时，怎么融资？是靠发债券、贷款还是资本市场？“天津的这个经验几乎是零”。
　　于是政府邀请相关机构培训这些建设项目的负责人。比如火车站的运营，包括修建、融资、经营，怎么由一个交通枢纽打造成一个商务圈，文化圈。滨海开发院就曾受天津政府的委托，请陆家嘴、北京金融街、台湾地铁公司的专家来讲，内容细致到怎么设置路标、广告。
　　人才之外，调整产业结构是摆在天津面前的当务之急。
　　周立群说，他总结当前经济状况为“三慢”：民营经济发展慢，服务业发展慢，高端产业发展慢。“现在，支撑经济发展的主体有些失衡，我们民营企业也有作用，但是和全国相比，现在在发展势头和空间上有欠缺”。
　　而实际上，如果不能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天津很难做到区域的经济中心”，卢卫直言不讳。根据发达城市走过的经验，只有第三产业大力发展才能提供大量的就业、提供高水平的生活质量，才能成为区域的经济中心。
　　如果不能成为区域中心，天津的命运何从改变？
　　有知情者说，天津每年都投入一些第三产业项目，但是成果不明显。一来财政吃紧，一来不具备传统优势和经验。曾经，天津也想引入大型主题公园发展第三产业，但是谈了好些年，始终没谈成。
　　这样就造成具有传统优势的工业项目比重越来越大，第三产业起色微弱。这注定是一个艰难的转身过程。
　　幸运的是，天津正在做出转身。
　　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服务中心楼内，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开放式的企业办公场所。规划局综合科科长周智波指着当前正在规划的区域模型对《中国周刊》解读，这个高的蓝绿色建筑是正在修建的“周大福购物中心”，旁边是CBD商务区，远处那呈贝壳状的是规划中的歌剧院。窗户外，对着的是泰达图书馆，那边是CBD金融街。
　　回溯二十年前，1986年8月，邓小平视察天津，并挥笔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他当时表示，“天津开发区很好嘛”。他还说，“你们在港口和市区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
　　这段话，一直记在天津人的心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已经错了一次机会，这次再也不能错过。”卢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