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的数据表明：2009年底，滨海新区GDP总量3800亿元，浦东为4000亿元，浦东领先200亿；2010年上半年，滨海新区GDP实现2231.28亿，浦东新区2226.63亿元；三季度末，滨海GDP实现3550亿元，浦东3300亿元，滨海反超浦东200亿以上。
至此，滨海新区与浦东一起，成为拉动中国沿海经济的另一大引擎。
但是，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的出身完全不同，它是地方政府创新的一个杰出案例。浦东开发是中央政府在1990年宣布并启动的国家战略，而滨海新区则完全是天津“自费闹革命”，自我命名，自主建设，自我发展，在中央的历次区域政策调整中一直被忽略，被遗忘。
1994年3月，天津市人大通过决议，决定“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滨海新区沿用了中国开发区在借鉴蛇口模式后走的另一条道路——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的特别授权，组成工委与管委会，代表市政府行使权力。
但是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天津的宏图大志曾被许多外人视为轻佻的游戏。
在中国，中央和地方的互动关系一直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为地方政府提供机会，而地方政府的响应能力决定着区域发展的水平。但在很多年中，天津一直在等待着中央政府的响应、追认，希望中央政府尽快为滨海新区“正名”，使其成为一个国家级特区，并纳入国家区域总体发展规划。
他们认为，应该由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制订相关条例，以法律形式明确滨海新区体制的合法性，以争取法律上的生存地位以及未来的发言权。
2006年4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2008年3月1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批复》，原则同意这一方案。天津滨海新区发展改革、开发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值得关注的是，滨海新区长期沿用的开发区“准政府”管理体制，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2009年底、2010年初，滨海新区内敛到体制当中，成为一级政府地位。
应该说，“准政府”体制有其不可替代的先进性与合理性，即便是浦东新区，如果没有8年的“准政府”过渡——只设10个部门，编制800人——也很难更加专注地改革与发展。但是“准政府”回归到“真政府”当中去，早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开发区的扩张，基本上都是放弃自身的管理体制，向传统体制复归。比如青岛参照浦东模式，早在1993年就将开发区与黄岛区合并，建立黄岛新经济区，开发区与黄岛区的党政机构合署办公，一套人马挂两块牌子。
滨海新区与浦东出身虽然不同，但终究殊途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