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烛尘：从塘沽走出的中国经营管理“教父”

    他被尊称为中国近代经营管理大师，在中国最早倡导八小时工作制，在永利碱厂率先实行企业管理制度。　
    上个世纪初，面对久大精盐产品积压，他策划在报纸上大打广告，请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撰写“文案”，利用“明星” 效应宣传产品。
    面对人才短缺问题，他建议创办研究社，使进厂的大学生能够迅速成长为企业自己的高级人才。
    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永久黄”集团聚集和培养了300多名化工技术人才，成为中国化学工业的技术骨干。周恩来总理为此称赞永利是“技术篓子”。

李烛尘
从塘沽走出的中国经营管理“教父”

    据说，毛泽东主席建国后从不到私人家里去，只有一次例外。1951年12月28日，毛主席来天津参观华北物资交流展览会,期间特意抽时间到马场道102号李烛尘家，看望老朋友。
    李烛尘是湖南省永顺县毛坝乡人，少时聪明好学，熟读四书五经，1900年18岁时参加县里的科举考试，曾中秀才第一。辛亥革命后，胸怀实业救国思想的李烛尘辗转日本求学，考取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装着一腔报国情怀，1918年，李烛尘完成学业后立即回国，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结识了同乡范旭东，遂成莫逆，从此携手三十年，不畏艰辛，共同开创了我国早期的化工事业。

中国精盐产业的奠基人

    李烛尘初到塘沽，任久大精盐厂技师，1919年任厂长。上任伊始，李烛尘就表现出了卓越的管理才能。他首先为工厂确立了：“工商并举、科研并进、分文必争、分秒必争”的综合经营方针，并且本着“大企业要有大企业管理制度”的思想，全面制定了严格的管理条例，很快企业就改变了以往混乱的面貌，不仅扩大了生产，还生产出肥皂、牙粉等副产品，实现了多种经营。在产品销售方面，李烛尘也下了一番苦心。当时吃惯了粗盐的百姓，不认精盐，因此产品长期积压。李烛尘想方设法在报纸、街头大做广告，宣传精盐对人体的好处，派员将样品送给段祺瑞等人，还让工厂拿出少量产品免费供人品尝试用，就这样逐渐打开了销路。随后在时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督办梁启超的支持和默许下，李烛尘又奔走于青岛、上海、武汉，冲破盐务“引岸”制度，使得久大精盐得以进入南方市场。值得一提的是，他曾通过关系请民国大总统为新产品牙粉题词“齿颊甘凉”，并以此作为广告语，刊载在报纸上，利用明星效应进行广泛产品宣传。

中国企业人才的培育者

    李烛尘的雄心并未局限于在塘沽发展精盐，而是有志于把全国的盐碱资源都开发起来。1919年，在不畏艰苦亲赴四川考察之后，李烛尘协助范旭东开办了永利碱厂。
    1922年在李烛尘、陈调甫等人的建议下，久大精盐厂、永利碱厂率先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为了改善劳动条件，李烛尘还拨出资金兴建了久大、永利两厂职工医院、职工食堂、职工宿舍、明星小学。这种做法在当时是非常罕见和难得的。
办企业人才很重要。1922年，李烛尘向范旭东建议创办研究社，使进厂的大学生能够成长为自己的高级人才。范旭东欣然同意，为这个研究社定名为“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随后为了及时掌握学术动态，提高科研水平，李烛尘和范旭东倡办了《海王》旬刊。
    此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永久 黄”集团聚集和培养了300多名化工技术人才，这些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建设化学工业的技术骨干。周恩来总理曾经称赞永利是技术篓子。

他迫使“麦克阿瑟”亲自命令日本
归还战争中被抢占的中国化工设备

    永利公司的纯碱顺利生产后，范旭东又开始筹建南京永利硫酸氩厂，李烛尘以“有碱无酸不成其为完全的基础化工工业”为理念，支持范旭东于1934年筹建当时亚洲最大的化工厂。
    “七•七”事变前，华北的局势已很紧张，李烛尘和范旭东商议，准备将“永、久、黄”内迁，重要的图纸送到天津，并举荐李烛尘作内迁的总负责人。塘沽沦陷后，李烛尘坐镇天津法租界久大总管理处,指挥塘沽等地的300多名技术人员、几千名工人装运几万吨设备，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内迁到四川。但这时的李烛尘却被困在了天津，日本人先是企图用“合作”形式吞并永利和久大，被李烛尘以“公司章程规定，不接受外国股份”为由，断然拒绝。后来日本侵略者又拿出“投资合同”，让李烛尘签字，李烛尘怒斥说：“世界上哪有强盗抢东西，还要主人签字的道理！”最后日本竟派兵将工厂强行占领。
在同仁王子百先生的协助下，经过乔装化名才摆脱日本人监视的李烛尘，终于离开天津到汉口与等在那里的范旭东会合，并且担起了在四川建盐厂的任务。凭着过人的毅力，李烛尘克服了当地老盐户的抵制等困难，终于使久大在自贡立稳了脚跟，而且成为当地的知名企业。
    抗战胜利后，范旭东不幸去世，李烛尘在国民党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的监督下，只身担负起了塘沽、南京、青岛等地的收复工作，并向国民党政府申请派人去日本索还被拆运到日本的全套硝酸生产设备。侯德榜也撰文在大公报上进行呼吁。当时国民党忙于内战，对这一正义要求置之不理。
    最后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不得不亲自命令日本将设备归还，这是战后中国从日本索还的惟一的一套设备。
    1946年李烛尘回到天津，平津战役时，为保护天津雄厚的工业基础，他冒着生命危险劝说守将陈长捷、市长杜建时投降。警察局长李汉元在李烛尘的劝说下，命令全局干警放下武器，保护档案和物资，等待解放军的接收。
    北京解放后，李烛尘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950年，李烛尘以“永、久、黄”团体负责人的身份，并代表公司和董事会向中央财经委员会申请公私合营,1952年正式定名为公私合营久大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成为天津最早的一家公私合营企业。1926年永利碱厂出碱时，董事会曾赠李烛尘公司股票5000元，以使他有权参与管理。若干年来，股票本息李烛尘分文未动，公私合营时全献给了国家。
    1953年李烛尘被任命为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不久毛泽东接见了他，告诉他有几位先驱不能忘：讲钢铁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纺织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不能忘记卢作孚。
    1956年，经毛泽东提议，李烛尘以75岁高龄被任命为食品工业部部长。
    1968年，中国海洋化工的开拓者、著名的民族实业家、工商界的楷模——李烛尘走完了87年的光辉一生。（文/小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