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芦台，长在塘沽，29岁离开大陆远赴台湾著名作家罗兰，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继琼瑶、三毛之后在大陆走红的又一位女作家。其创作出版的《罗兰小语》曾深刻影响了几代人。
罗兰
宁河是根，塘沽是家![](\"http://www.bhswjl.com/up/b_21214165834561836123.jpg\")
罗兰一贯以风清月明的态度创作，起步晚却渐入佳境。
罗兰原名靳佩芬，天津市宁河县人，1919年“五四”运动后出生于蓟运河畔的芦台北街。她四岁随父亲去塘沽，在中国工业的发祥地——久大精盐工厂早早地接受了现代教育，加上以后扎实的六年师范教育，成了她日后走入社会、创造前程的最稳固的基础。她的工作履历，跟她本人一样“透明”而简单：第一个工作是19岁时在寨上“庙里”的小学当老师，教除算术和劳作之外的所有功课；第二个工作是天津在河北女师附小，教音乐六年；尔后第三个工作是在“天津广播电台”主持“音乐欣赏”及“唱歌指导”；1948年赴台，第四个工作是做了32年的广播电台音乐及教育节目制作人兼主持人。罗兰对工作的选择是但求适意不为钱，她的天性是要一份自由和个人有所发挥，这在不经意间，为她的写作创造了广阔的驰骋天地。
罗兰是台湾著名的作家，而且还是一位完全“业余”的作家。她在写作这条路上起步很晚，1963年罗兰44岁，对于许多作家来说，可能已到了准备退休的年纪，而她才出版第一本书——《罗兰小语》第一辑。但这丝毫不影响她的创作的品质与成就，她以一贯风清月明的态度，从从容容地将岁月在她生命中蕴酿的许多故事与心情，用散文、小说或其他多种形式记录下来，与朋友分享。
有人称罗兰的作品在岛内外具有《圣经》般的效果，有人说其影响力无远弗届。在七运会上《天津日报》记者发自四川成都的一则电讯证明此言不虚。消息很简单，说蓉城诸路豪强大聚首，赛场内外色彩缤纷，有两位四川姑娘角逐水上芭蕾金牌，令观众沸腾。接下来，记者笔锋一转，露出主旨：“其实两位姑娘入水前还匆匆浏览《罗兰人生小语》，以控制情绪，消除紧张。”此招看来效力甚妙，两位姑娘果然夺得金牌。
罗兰小说的影响力更具震憾意味，在读遍了琼瑶等作家爱情故事的台湾少女中，居然还有不少人至今把罗兰长篇小说《飘雪的春天》的男主角田宏视为偶像。更有甚者，两岸开放探亲以来，有人还特地跑到天津来寻找这本书的故事背景，期望能发现一点田宏成长的“影子”。
从出版情况同样不难肯定罗兰作品的魅力。长篇小说《绿色小屋》在台湾出到30多版，40万字的《飘雪的春天》出到16版，其他小语与散文的出版更不必说了。罗兰作品在大陆出版动辄数以十万计，其作品遍及华夏大地。1988年，深圳海天出版社向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买断了《罗兰小语》（1—4集）在大陆的专有版权。目前，海天出版社除出版《罗兰小语》五辑合订本、《罗兰散文》七辑合订本、《罗兰信箱》和罗兰短篇等作品外，罗兰三部长篇《西风•古道•斜阳》、《绿色小屋》、《飘雪的春天》及长篇自传性散文三部曲《岁月沉沙》，亦付印出版。罗兰作品问世之后，声誉鹊起。1969年，《罗兰散文》获台湾“中山文艺奖”； 1994年获广播金钟奖特别奖；1996年《岁月沉沙》三部曲获台湾第21届文艺奖。2003年获世界华人作家协会“终身成就奖”。有人说，罗兰是继琼瑶热、三毛热之后在大陆走红的又一位台湾女性作家。这种评价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数年时间内，从国内广袤大地上，《罗兰小语》的畅销不衰，却又确凿无疑地证实，罗兰作品不仅在台湾，就是在大陆也拥有相当广泛的读者群。
罗兰在新年贺卡上赫然写着：
天津碱厂“如有股票上市，我一定先抢购
一张，以遂我平生之愿”。
罗兰曾经谈起，芦台、塘沽、天津是她最关心的地方，别人回大陆有机会就去旅游，而她总舍不得把时间花费在这上边。后来罗兰又谈到，走来走去，想来想去，比来比去，真正怀念的地方不是芦台，不是天津，而是塘沽——天津碱厂。因为那里记录着父亲的一生，是她小时候安身立命的地方。那海滩边白花花的盐山，那院落中“仰之弥高”的秋千，曾寄寓过她多少少女的遐想和梦想啊。可以这么说，芦台是“根”，《宁河县志》明明白白记载着“靳向善堂”五代的历史，那里有她的太高祖父靳永铨，高祖父靳凤翥，曾祖父靳葆元，祖父靳兰田，父亲靳东山，回芦台是寻“根”。而塘沽是“家”，罗兰 4岁便随父母在“久大”——天津碱厂的前身生活，直到29岁走出大沽口，离开大陆。虽然父亲已经在1972年去世，她对工厂的怀念之情却更加强烈，总觉得去这工厂就好像是“回家”。
1988年，罗兰首次返乡就和弟妹去了一趟塘沽，赶上那天是星期假日，虽未受到如所预期的阻拦，也寻到了一些旧日遗迹，却未能尽兴。1992年，在天津社会科学院的安排下，罗兰不但可以深入看看工厂内部，找到一些当年的建设遗址，还有了可观的收获：时任天津碱厂厂长的宁培海先生对碱厂80年历程的胪列，使她赞佩不已；播放历史资料录相和电视片，使她大饱眼福；两位出席作陪的老“久大”谈到罗兰的父亲靳东山，更使她倍觉亲切、温暖。罗兰边听边看边记录，还不时提问与插话，显得轻松、自然，仿佛回到了家里。罗兰说：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既熟识又陌生，“久大”的变化令人羡慕。在挂满图片、陈放实物的厂史室，罗兰对着“久大”创始人范旭东先生艰苦创业的照片凝视良久。她对陪同参观的人回忆说，当年日本侵略者侵占塘沽，员工生活无着，四处飘零，是范先生将市区租界内的办事处腾出来让员工住。那时我在女师附小教音乐，得享其惠。言谈中洋溢着对范先生由衷的崇敬之情。
“久大”是中国第一座精盐厂，它的诞生结束了中国人民食粗盐的时代。日月悠悠，半个世纪过去，“久大”在罗兰心目中仍是一座丰碑。1988年春节前后，岛内发生前所未有的劳资纠纷，她在《天下》杂志撰文，主张用情义去化解矛盾。罗兰说，在我个人生活经验中，有一个很具体的劳资关系实例，愿意在我们这颇为令人感到“时髦”的劳资纠纷尚未“流行”到造成社会的伤害之前，提供给关心的人，做个小小的参考。这个实例就是民初中国北方开办的“久大”精盐和“永利”纯碱两大工厂。这比那些一面漫骂自己民族不重法治为“劣根性”，一面坐等法治社会姗姗来迟而养痈待溃，要切合实际得多。罗兰列举“久大”、“永利”的四大功迹：一是“有饭大家吃”，厂方在赚钱的情形下，千方百计为员工谋福利；二是“红利大家分”，账目公开，使员工及其子女都愿世世代代为工厂效忠；三是劳资双方风雨同舟，勒紧腰带求生机，终于迫使英商“卜内门”竖起白旗；四是以中国人特有的情与义化解矛盾，使双方互蒙其“利”。罗兰正是这样，用她“目睹其盛，亲蒙其利”的“久大”和胼手胝足创业的范旭东为范例，做出一篇篇好“文章”，同时也使“久大”享誉海外。
1993年新年前夕，我收到罗兰的贺卡，上面赫然写着：天津碱厂“如有股票上市，我一定先去抢购‘一张’，以遂我平生之愿，表示那工厂有我一份啦！”罗兰很少谈钱言利，记得有一篇文章谈到罗兰离开干了32年的电台时，月薪只有一万八千元，大概比一般新进人员都少，因为她选择的是“特约”，而非“编制内”。罗兰也不是炒股票的，她在第一次到社科院访问演讲的时候，就对台湾岛内对股票大炒特炒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其实，她说要去“抢购”碱厂股票，充其量也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行动，何况仅限“一张”，但其中蕴含她对“久大”的思恋之情和自豪之情，却已跃然纸背，令人感动。
“久大”精盐的商标是一颗运行轨迹不同响的海王星。罗兰就好比那海王星，始终紧紧围绕着“久大”，心向往之，神仰慕之，不停地转呀，转呀，转呀……。
罗兰说：“此次返乡收获之丰，
行程之愉快亲切，超出想象，
使我对再度返乡的信心大增。
1988年10月9日，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以很大篇幅发表了罗兰拟定的散文《海河的水，慢慢流》，这是罗兰随开放探亲的潮流涌向大陆，拥抱海河之后，迸发出的震撼心灵的呼喊。文章发表后，令许多思乡的台湾读者慨叹吹嘘。1992年4月3日，《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以相同的篇幅，再次发表这篇文章，天津老乡对罗兰寸肠欲断的情思也感同身受。“月是故乡明”，这“一稿两投”可以看出，海峡两崖对思乡情感的回应是一样的，舆论开放也并无二致。
罗兰对天津的感情确实很动人。有时北京有事要接洽，天津没有一点事，但她却偏偏要选择在天津入关，次日再到北京去接洽事情；尽管自香港飞天津的班机有时会误点，但她不介意，她喜欢从天津入境和出境。有一次，她刚从天津回台北不到一个星期，仍“思故旧以想象兮，长太息而掩涕”，终于促使她再度踏上归程，作了一趟只有三天两夜的短线旅行。这一切，在她竟只是为了从境外直飞张贵庄机场的那一片痴情与自傲，只是为了能坐在利顺德饭店面对旖旎海河的穿窗前尽兴观赏，只是为了听一声机场人员与“的士”司机那纯正的天津话。后来她在台湾发表了《天津夜，好风似水》，描述了这一极短暂的、近乎痴情的旅程，意在告诉世人：虽然到处都是“长亭更短亭”，但我回家，我在回家，我终于回了家。我不是外来客，我是这里人。
海河是罗兰心中一条奔流不息的河。四十年后，重履斯土的罗兰，既孤独又陌生，既热情又熟稔，像一个从天外飘回来的孤魂，用周围那些不相识的乡亲们所完全不知道的心情，沿着海河，慢慢地走。罗兰慨叹：“海河好平静！她曾是我的母亲，养育我、滋润我、维护我、载送我……”海河，如此的澄碧，如此的丰盈，如此的滔滔滚滚，而又如此的深沉又平静。有人在游泳，有人在钓鱼，有人坐在对崖的栏杆上，享受她的年轻。有人倚在这边的栏杆上，享受他们老年有伴的温馨，……一片和平安祥的景象。阔别四十余载的罗兰，终于找回四十年前那个自己，那个被自己摒弃了的靳佩芬。（文/姚同发）
